锲斋对话

锲斋对话丨对话刘文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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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斋对话丨对话刘文华先生

中国书法报

刘文华，现为中国书协理事、隶书委员会副主任、评审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主任。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各类展览。80年代至90年代曾在第四、五、六届全国展中获奖，第四、七届中青展获奖。1987年开始在大学教授书法，30多年来在教学工作中，专心教育事业，为书法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书法作者。在艺术上主张回归并坚守传统，在创作上提倡化古并坚守文脉。曾策划了临帖教学新模式、全国首届临帖展及《心为书画》教学光盘的拍摄和制作。

作品被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并为中南海、中央军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奥运场馆等单位、部门专题创作。1996年随北京杰出青年代表团赴台湾地区；1998年随中国书法家代表团赴日本；2000年随文化部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艺术节，并在意大利都灵艺术学院讲学；2004年11月，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香港讲学并举办个人书法展；2009年11月，随外交部书画家代表团赴美国；2010年11月，随友联画院书画家代表团赴日本。

时间：2017年11月8日

地点：北京

对话人：刘文华李世俊

李世俊：我认为您在中国书法的继承和传承者当中，是佼佼者。您对古代隶书的诠释研究非常深入，您是怎样看待书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个问题的？

刘文华：对于书法的继承和发展，我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对于继承的问题，我认为书法的继承一定要跳到技法以外。中国传统书法的技法，无非是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基础上，它不是空洞的，也不是独立的，它只不过是一种表现民族精神的手段，或者一种表达文化内涵的手法。继承的核心不在于单纯地把传统当中的各种技能、技巧简单模仿和学习过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技巧的学习，领会技法里面所沉淀的内涵。真正的继承应该是继承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理念、民族思想、民族意识，尤其是我们民族所提倡的审美。继承应该表现在文化上，而不是表现在艺术表象上。按照中央的精神和民族文化几千年来发展的脉络，弘扬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得发展。

我退休以后，一直没有离开书法研究和教学，从现在的社会需求看，我感觉人们对于文化艺术越来越关注，喜爱的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找我去讲学的人也很多，这一年多我一直到各地谈传统文化和书法的关系。我自己写了几十年字，做了几十年研究，特别是做了整整30年专业教学，从中反思我们的艺术行为。艺术对我们个人的教育，主要是艺术内涵对我们的熏陶和精神上的支撑，而在书写上，它只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行为，拿起笔来宠辱皆忘，可以让人进入到另外一种挥洒的情境当中，但是艺术不能是以挥洒为最高标准，更多的是通过毛笔把我们对于文化的感知和熏陶渗透到纸上，渗透到我们作品当中去，让人去感受文化的魅力。我认为，一件好的作品最重要的不是技法有多么精湛、多么严谨，关键是能不能让人看到作品里洋溢着古代贤者给我们留下的思想精神和气象。我在书法界当了多年评委，一直感觉判断作品的好坏，就在于是否能反映出在继承古法的同时能够更加深刻地去理解古人，而不是去模仿古人。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他的作品如果没有体现出对历史、艺术深刻的理解，我认为他是不成熟的。

刘文华作品

李世俊：您的隶书师从于刘炳森先生，也在首都师范大学欧阳中石先生的门下学习过，您独具特色的隶书艺术在全国影响非常大，您主要得益于古代的哪几个帖？

刘文华：几年前，我给自己有个定位，第一定位是书法工作者，第二个定位是书法研究者，第三个定位是书法的传播者。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并不是说定位在几个碑几个帖上，或是定位在一个字体上。因为工作的原因以及做教师的要求，从1987年我就在大学教书法专业，到现在整整30年。严格讲，我在艺术上也不完全是单独做隶书的创作和研究。

从教学角度出发，我更多的是研究各种字体、书体背后的一种文化内涵和它整个的发展规律，乃至于各种字体、书体之间的关系，还有各种字体、书体在不同的时代，所表达出来的特点，这些都是我研究的内容。虽然我平常创作是以隶书为主，但在训练上包括小楷、魏碑、唐楷，包括各种各样风格的行书都是我所涉猎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有幸到刘炳森老师门下，他当时告诉我，“你写隶书，就要去写汉碑，只要是守着古法，就一定有出息”。刘炳森老师给了我一个方向。1980年，我到了欧阳先生身边，他当时告诉我，“你要记住，书法不是写字，书法是一本书，要像读书一样，像做学问一样去研究书法。”刘炳森先生是在实践上给了我一个方向，而欧阳先生是告诉了我应该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上用什么样的思路去做艺术实践。在我学书当中，对我影响最深刻的就是老师给我的启发和教育，而且这几十年我一直是按照两个老师告诉我的原则和方向在做。所以，我搞隶书创作这么多年，一直不敢去考虑自己的个性化艺术面貌，也不敢刻意地追求所谓的艺术创新。我在书法界当中，还是属于守着古法前行的一个书家，这一点也受我自己的工作的影响。我在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做了将近13年的主任，负责中国书协书法教学的工作。我在艺术上的主张会直接影响学员的想法，所以这些年我就一直按照欧阳先生和刘炳森老师教我的方法开展教学。比如说，全国的隶书临帖教学方法，是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开始推行的；全国的临帖展也是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开创的；书法导师工作室教学的方式也是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开创的。中国书协培训中心的整个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都是围绕传承古法和解读古人展开的，只有在解读古人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获得前行的动力。艺术并不是不可以创新，但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所提倡的不叫创新，它叫创造，是我们守护住传统以后的向前突破。所以，我自己在书法创作时，从来就不想创新，更不想变法，因为我觉得当代的书家没有资格谈变法，也没有能力去创新。如果我们循着古人的路前行，并且能够在这个时代将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和艺术有所扩大、有所丰富，这就足够了。

刘文华作品

李世俊：您在中国书法培训中心工作了13年，在此之前您还有几十年的书法教学经历，教学经验可谓十分丰富。那么，您在书法教学方面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什么？

刘文华：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我感觉我这辈子特别幸运，是书法给了我一切。书法不仅给了我精神的寄托，而且给了我生活的支撑，不但给了我人生的充实，还给了我很多光环。所以，我到中国书协培训中心工作以后，就一直在想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工作，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馈社会，我是一个工作比较认真的人，我觉得要把培训中心的教学工作做好必须从我做起。所以，十几年来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教学工作当中了，基本上以单位为家。我也从来不拿讲课费，完全是一种奉献。有了这样的一种工作想法，工作起来浑身都有干劲，也不知道疲劳。可能很多人没有这种体会，我只要进入教室，融入到学生当中，马上就会变成年轻人，有使不完的劲，有说不完的话，我觉得这种能量完全来自于我对这个工作的热爱，也来自于书法所特有的艺术魅力。书法给了我动力，所以我十几年如一日地坚守着岗位。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回过头去想想以前的工作经历，我认为自己无愧于这个岗位，尽管在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是我追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工作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

刘文华作品

李世俊：在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之际，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审工作也如期举行了。在本次“兰亭奖”评奖结果公布之后，一些书家发出了质疑的声音，您作为本届“兰亭奖”的评委之一，对本次评奖结果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刘文华：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一共是17个评委，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我担任过全国各种重要展览的评委，但是当我接到本次活动的通知的时候，我马上就感觉到一种压力，因为这届“兰亭奖”跟以往展览完全不一样。严格地讲，“中国书法兰亭奖”是国家级书法艺术最高奖，是我国文艺界最高奖项之一。作为最高级别的书法艺术奖项，从中宣部到中国文联，再到中国书协对这个奖项都有着相应的规定和评审办法。另外，这个奖项的获奖人数一共就设置20个人，和历届奖项的获奖人数相比，这次是最少的。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的投稿作者中有相当多的全国知名中青年书家。所以，作为本次“兰亭奖”的评委之一，我有特别大的压力。本次“兰亭奖”与以往展览最重要的不同点是，本次展览会看一个作者的三件作品，包括审核每一个作者近些年来专业上的成绩，是对一个作者的综合的考量。所以，这次评审任务特别繁重。本届“兰亭奖”从整个评审看，规定特别严格，任何评委都不可能有舞弊的行为，完全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至于最近这几天在书法界流传的个别评委对本届“兰亭奖”的评选结果的看法，我觉得这只能代表个人，并不代表所有的评委。如果一个评委给某一个作者投感情票，即便他打再高的分，最后也不会显出来，除非有一群评委给一个作者特别高的分，他才有可能提高平均分，所以这次分数普遍偏低，与金奖的分数距离比较大，因此没有金奖，只有银奖。对于这件事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说不给他人说话的自由，但是作为一位评委或者一位作者，再或者是一位书法界内的相关人员，我们都应该站在整个社会、整个书法界、一个大集体的角度去考量。我觉得这种事不足为奇。至于作品的水平高低，我觉得即便评出金奖，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同样地，尽管是没有金奖，也不等于我们的水平特别低。金奖、银奖说白了就是一种基本的判断，或者是暂时的一种判断。一个人的艺术有没有魅力，有没有未来，有没有真正的高度，还是需要历史去检验。所以对于这次兰亭奖的评审我是满意的，因为这个评审基本上是对于当代书法创作如实的一种反映。

刘文华作品

李世俊：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现在艺术的各个门类都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我们书法的高峰您认为现在还差多远？

刘文华：这要看怎么理解书法的高峰，我觉得还是以弘扬传统文化为目的，如果弘扬传统文化的目的达到了，我们的高峰就达到了。这是我个人理解。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作为一个艺术的追随者，我们应该有一种心胸，我们胸中的丘壑、大山应该是一座文化的大山，而不是一种技术的大山，应该是一种由文化而传输出来的精神大山。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们真正的追求不是要打造高度，高度是由后人来判断的。其实，作为一个追随者、一个实践者，更重要的或者说更可贵的应该是去打造深度，这个深度就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然后再去打造宽度，在宏观上去把握整个文化艺术发展的方向。在书法本体上，我们要关注整个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土壤，比如说民族、哲学、科技、风俗、审美好恶等对艺术的影响，这些都要去考虑。所以说打造宽度是增加一个作者综合素养的根本，如果你没有这种宽度的考量，深度也不称其为深。所以一个作者要想宽要有深，要想深更要有宽，有深度和宽度，然后将此变成一种动力，成为一个追随者、一个作者未来发展的动力，他就有可能获得艺术生命的长度，这是我们作者真正应该考虑的。我觉得高峰应该成为我们书法家的一个理想，就跟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我们书家也有梦，书家的梦就是达到高峰，但是你只要追求了努力了就行，至于你达到的是不是高峰，那就由后人去评说了。

如果我们有一份艺术的良知，有一种艺术的责任心，有一种担当，那么就去打造深度、打造宽度，然后以深度和宽度铸造长度，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真正有的胸怀和他的修为。我觉得一个优秀作者还是需要全方位地去修炼。比如拼贴作品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为了拼贴而拼贴，瞎拼乱贴这就不好了。我觉得“展览体”的出现主要是根源于很多人有点急功近利，不取古而取新，不去坚守艺术的文脉，而是取眼前不知道是否成熟或成功的实践，拿来就用，功利心太重。写个三五年字，然后就想要出成绩，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相对比较浮躁有关系。所以这种现象也正常，这不光是我们书法一个行业。貌似文化，实际上是假文化；貌似艺术，实际上是假艺术；貌似学术，实际上是假学术。这样的事情很多并不奇怪。

刘文华作品

至于社会上很多人也在说他们的字是受我的影响，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说心里话多少有点冤，为什么呢？我教了30年书，带了30年的学生，我从来都是坚决反对学生学我，而且我很少当着学生的面搞创作，我这一辈子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在研究和临帖，学习和吸收，偶尔才去搞创作，所以很多学生，他无非就是从印刷品上以及一些传媒资料上，看到我的作品去模仿而已。但是我身边的学生我只要看到在模仿我，绝对是要去制止，而且要提出严厉批评。所以我带的学生真正出成绩的并不是写隶书的，写行书、楷书、魏碑、草书的都大有人在。各种字体，我教的学生都有出成绩的，而出成绩最少的恰恰是写隶书的。可以这么讲，凡是写得特像我的，应该说跟我没有关系。而且在展览评审上只要是学我的，或者过去经常会发现在投稿的作品里边有抄袭我的作品的情况，我都会向评审委员会提出来，建议这样的作品都要下来。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老师不是让学生学你写字，而是传道、授业、解惑，是给他讲艺术的原理，艺术的文化，要让学生懂得什么叫文脉，艺术之法就是要守住文脉，守住艺术传播的血缘关系。所以传道是主要的，要讲艺术的原则、艺术的根据、艺术的原理、艺术的标准，也包括艺术的方法和适当的帮助学生解读艺术技巧。授业是老师承担的一种责任，要给学生提出方向，特别是要帮助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老师要能够传播知识，同时指明方向，然后传授方法，帮助发现问题同时解决问题，这是老师的责任和基本能力。所以带学生并不是说让学生来学你写字。“师不必贤于弟子”，我们也不可能一定会比学生写得好，而且优秀的学生，早晚都会比老师写得好，这也是老师的心愿。所以现在社会上的流行体主要还是学习的人和年轻的作者太心急，自己没有经验，就把老师和其他获奖的东西拿过来就用。凡是说学生一看就会了，一写就像老师了，说明这老师也不高级。王羲之离我们1700年了，我们有几个一写就像王羲之的？颜真卿离我们一千多年了，谁一写就像颜真卿了？就像杨凝式、米芾、苏东坡，我们学了几十年的古代著名书法家，但我们跟先贤比也什么都不是。

说句开玩笑的话，我怕学生模仿，其实学生一模仿成了显得我也不行，但是我依然很自豪地讲所有模仿过我的人没有一个懂我的，他都不知道模仿什么，这一点我特别有自信。所以尽管有许多人模仿我，基本上也模仿不了，因为我写字不像有些书家有自己鲜明的手法、个性、结体的原则和模式。我是写字没谱的人，没准儿今天这么写，明天那么写，一会儿一变，所以他想学也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