锲斋对话

锲斋对话丨对话李仲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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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斋对话丨对话李仲元先生

中国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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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元，字重缘，号漫叟，室号缘斋。1933年生，祖居辽南复县，籍列沈阳。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名誉院长，中国书协会员，辽宁省书协顾问，沈阳市书协名誉主席，沈阳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沈阳市收藏家协会会长，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先后获沈阳市政府文艺大奖、辽宁省文艺终身成就奖、中国书协三十年贡献奖。编刊《沈阳故宫明清绘画选辑》（获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美术图书金奖）《明清楹联选》（获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美术图书铜奖）《纹饰典故》《缘斋存稿》等图籍专著多种。发表《古候城考》《辽双州城考》《中国狮子造型源流》等论文数十篇。

时间：2017年9月5日

地点：北京

对话人：李仲元李世俊

李世俊：“一位真正的有学养的学者，不单是靠媒体、朋友的宣传，是靠成果、作品说话，您的成果和作品对社会有益，自然人们就会认同你”，您父亲这番话对您的书法研究方面有哪些影响？

李仲元：您提到的这个话题，我很感慨。我的父亲、老师对我学艺、学书法，所指的这个道路，使我终身受益。他的原话是说“从事一门艺术的时候，你钟情于此，执意于此，但最终你是要靠艺术品说话。在求艺过程中，不要自己给自己作解答，也不要去请朋友作评论、说好话，作品具有感人的力量，最终会得到社会认可认同”。就书法艺术来说，作品的构成、气韵以及所表达的深度和丰满的艺术含量，是最生动、最能动人的说辞。如果出于社会的需要、媒体的需要，说几句并无不可，但是不可以刻意地去追求这些。

我是从古代文化这个角度进入书法界的，严格说我不是一个专业书法家，但是我从事古代的考古和文物工作接触到了绘画、书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书法艺术对我提升精神涵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早早地就树立了一个信念，就是要为书法艺术贡献力量。

书法是中华文明文脉的一个主流。书法艺术绝不只是在纸上写几笔字，世界上唯有中国才有这门艺术，才可以用书写文字表达实用意义之外所产生的艺术功能，所以作为书法从艺者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我曾经跟我的学生和朋友说过，人没有第二次生命，如果有的话，我还要做书法家，我还要去写书法，我要把我的整个经历为弘扬中华这门艺术做贡献！

李仲元陈祚明《报国寺松》

李世俊：“不使龙门擅伊洛，如今魏法在辽东”，这是启功先生对沈延毅先生的评价，您拜沈延毅先生为师，沈老的书学思想对您的学书历程有哪些影响？

李仲元：我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东北著名考古事业的开拓者，但是我又拜了一位老师——沈延毅先生。1959年，我开始对书法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追求，沈延毅（沈公卓）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当年他是博物馆研究室的研究员，后来沈阳市成立文史馆的时候，他调过去做馆长。沈老每月甚至每周到我家来坐一坐。有一次，我父亲当着我的面就对沈先生说：“公卓，我儿子仲元喜欢写书法，干脆就拜你门下，你作收徒弟吧。”沈老师说：“我不会教学，就自己写还行，教学生我不会，你另请高明吧。”我父亲说：“高明就是你，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就把我喊过去，我就在屋里边给他三鞠躬，就这样拜师了。

拜了沈老之后，使我终生受益。如果说今天我还有一些成果的话，那就是得到了沈老的滋养、开蒙、和导引，有人认为我写的字与沈老的不是一个体势，怎么是沈老的学生？这里有很深的哲理。当年我想既然做了沈老的学生，就开始临沈老的字，写得有点像了，拿给沈老去看。出乎我的意料，沈老看了之后很生气，他说不应该学他的字，追求一门艺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修养、情趣、天资各方面的决定，“我沈公卓是喜则大笑，怒则大骂，很刚强开放的人，而你很柔弱、很内向、很儒雅，你学我，将来也没有发展，应该另寻一种门路”。后来在沈老的建议下，我开始由王羲之的《兰亭序》和《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入手开始临帖。然后唐人我学的是褚遂良的楷书、行书《枯树赋》，又写到宋人，晋唐元明我都涉猎很多。我走这条路大家也很认同，认为符合我的性格、追求和发展。从中我领悟到“小师传艺，大师传道”，小的老师传的是技艺，而沈老他不在一点一画、结字、篇章上讲解，他讲的是路径，是追求的方向，为你选择了一条最符合你的正确的学书之路。在这里我补充一句，沈延毅先生是近现代中国书界的一位大师，但因为他身居东北，地理位置偏一点，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弘扬，但他的艺术水准绝对不在沙孟海、林散之之下，他的书艺追求是从唐人、“颜柳”出来，又回到魏碑，再把魏碑的笔法化入到行书当中去，从古到今没有他那种写法，而且水准、气度、风韵都极其丰满，应该说这是我们当代的一位大师。

李仲元李方《墨梅图》

李世俊：九畹书法作品展在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影响海内外书坛，请您谈一谈“九畹”书法的成功与辽宁书坛对您书法发展有什么影响？

李仲元：“九畹”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辽宁在当代书法，包括在中国书协成立之前，应该说它是中国当代书法艺术活动的启动地，因为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是在辽宁举办的。当年我是组委会的一个工作人员，负责展览场地的布局，那时接触了全国各地的书法家。另外，我和王堃骋、杨仁恺、王廷风、聂成文五个人是中国书协第一次书代会的代表，当时我们也都成了第一届书法家协会会员了，所以说辽宁对推动全国的书法活动是有历史功绩的。“九畹”的起因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倡议建立全国书协的活动，其中就有我们九个人，当时代表我们到北京呼吁的是郭子绪和姚哲成。我们九个人经常在一起交流书艺，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活动地点常常是在辽宁省博物馆，那时陈复澄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工作，我在沈阳故宫，徐炽在铁西文化馆，所以我们经常轮流在各个地点活动，周日聚在一起写字，或者是拿来作品互相交流。有一次陈复澄提出来在一起做点活动举办一次展览。那时候办展览，不同于现在，人们把办展览看做封建社会科举得中进士一样，全国性的大家才可以办展览。当时沈老和其他几老都没办过展览。在办展览之前，老同志一开始有反对的，包括沈老都不理解。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每个人的作品都准备好了。我们在一起开会，为展览取名，我好动笔，年岁最大，就选了几个名，其中有个“九畹”，取自屈原《离骚》里的“滋兰九畹”，大家同意了，展览地点选在辽宁美术馆。展览开幕之后在全国非常轰动，书界朋友奔走相告。还引起了辽宁美术出版社的关注，我们也遇到了恩人，赵敏社长为我们出版了作品集，并且在全国很快售罄。

“九畹”展览是推动全国中青年书法热潮的一个起点。之后各省中青年都开始办展览、做交流会。所以“九畹”历史功绩到现在人们还记忆犹新。但是现在回头看我们都很幼稚，我写的字也很幼稚，很不成熟。但“九畹”到现在，除了有一位去世的，还有一位因患病不能创作，其他的七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资深、有成果的书法家。这段历史我们很引以为豪，也是因为得到了社会的支持，我们才能有走到今天。

李仲元自书诗《沈城所见》

李世俊：习总书记说，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胸中有大义，肩头有责任，心中有人民，笔下有乾坤”。您作为一个老艺术家，怎样践行习总书记讲话？怎样坚持习总书记的文化自信？

李仲元：新一代的领导，在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特别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指示精神，实际我们一直在遵循着这条路走。学文科的时候，其中有一句叫“文以载道”，是指写的诗、文一定是要表达大道之学、大道之行。书法不是游艺，不是玩，不是一种游戏，而是肩负着历史任务，所以我认为文以载道、书亦载道。写的字一定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一定是具有正能量，能够振奋民族精神、鼓励人们前进、发展健康事业的，这才是书法之道。我教学生还有自己搞创作，都有这样一个要旨精神。要成为书法工作者或者书法家，首先要做人，人品要好。当然有历史上有些人人品不好，字也写得很好。我认为历史人物的人品，交由历史去评说，其中有朝代更迭、有帝王将相之间的关系。真正的书法家，应该起码是一个君子，用中国传统的概念来说，就是“君子之行，大道之行”，要有修养，如果一个龌龊小人，心理阴暗、私利浓重，能成为书法家吗，能够起到为社会公众服务这个大道之行的作用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对学生讲，要把品德修养、文化修养、民族情感、爱国情愫、家国感情，都树立在心，这样正气才能出来，所以现在讲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书法要有正大之气，提倡正大之气。现在的书界，我认为是一部分正气正在升腾，正在回归，但是乱象还在，所以我们要弘扬正气，遵循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要为我们的国家振兴、民族繁荣，书法界多做贡献。

李仲元自书诗《宝岛》

李世俊：您在考古研究和书法创作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请您谈一谈考古对您书法创作上的影响。

李仲元：准确地说，我不是以书法为业的，我是一个考古和研究文物工作者，我的职称、工作都是在博物馆。考古，特别是馆藏文物的研究是我的主项。我认为对古代文物的研究对于增进提高书法的修养非常重要，即便不是考古工作者、文物工作者，如果对中国文物和考古成果不了解，那就不是一个好的书法家。很多书法名作，都是以文物的形式传下来的。我一半的精力在文物考古上，尤其是中青年时期。我编了《沈阳故宫明清绘画选辑》，在此之前，沈阳故宫没编过藏画集，我填补空白，并且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美术图书金奖。我还编了一本《明清楹联选》，也获得了铜奖。在编书的过程中，增加了我的修养，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对中国的艺术有了更清楚、更深刻、更深厚的挚爱。自我1996年退休之后，我才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书法艺术上。目前我已经出版了20本作品集。

我第一次办个人展览，是在2007年，那时我已70多岁了，我为什么在这之前不办个展，因为我是研究考古和文物的，拿我的作品和前贤一比，相形见绌，办什么个展呢。后来到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字刚刚能够看得过眼，我办了一个展览。就这样，我连续办了四五个展览。正因为考古和文物工作让我知道自己的深浅，我觉得我们的所有书法家都应该好好地研究文物，好好地了解中国考古成果。